令方彝新考
——从社会构造出发对长铭铜器制作、使用的考察
黄川田修先生（左）与王振华先生（右）摄于华政校园桥
黄川田修，日本学者，明治大学东洋史硕士、国学院大学日本史博士，现任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兼任助理教授（外聘讲师）。本文原载于《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九辑（王捷主编，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5-67页。小编在编辑时为了方便您阅读，删去了原文脚注，若需引用，请参照原文。
一、序言令方彝是民国时期出土于洛阳北郊马坡村的著名西周青铜器。其拥有187字的长铭，铭文以明保下属“令”的视角，记录了明保依父亲周公之命赴东都成周城，奉王命召集百官并举行祭祀之事。作为详细记录了在成周城何处滞留了多久、处理了哪些政务这一完整经过的铭文，在西周金文中相当珍贵，是非常重要的西周王朝一手史料。正因为如此，自其被发现以后，就引起了国内外广大学者的注意，至今已有从历史学、古文字学、经学等视角出发的诸多研究成果。
不过，截至目前，对本器从洛阳西周时期整个西周遗址群的视角出发，也即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研究仍然并不充分。这主要是因本器为盗掘出土，具体的出土地点与共伴遗物不详，同时也与1990年之前洛阳西周遗址信息数目不足有关。
幸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洛阳一带西周遗址发掘报告的陆续公开，与“成周”相关联的诸遗址分布状况已经比较明了，客观讨论关于马坡村遗址在成周城之中的位置已经成为可能。一方面，西周时期其他王都的青铜器出土情况在近年清楚了许多；另外，之前一般研究者很难使用的民国时期中国各地精密地形图也已经在海外整理出版。利用这些条件，考虑马坡村一带在民国时期的地理特征，并从与前人不同的视角对令方彝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可能。
本文将收集整理近年公开的有关情报，并试就令方彝出现的社会背景进行考察。
令方彝器盖各有13行共185字（合文2）铭文，现藏于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同铭青铜器有令尊，现藏于台北故宫。关于令方彝的出土、收藏及其后的研究经过，在1950至1960年时已有陈梦家、白川静两位先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因为两位先生的梳理，本文对于令方彝详细的研究史不再赘述，以下仅就其出土流传进行简要介绍，并就与本文第三部分到六部分有关问题的既往研究进行总结。
令方彝发现于1929年。位于洛阳北邙山南麓的马坡村被大规模盗掘，并出土了大量铜器。截至目前，通过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可以检索到24件相传1929年出土于马坡村的青铜器。这些铜器中，一部分仍在中国国内，但大多流于海外。
就个人所见，令方彝器影初次作为学术史料被介绍给学界，是在1933至1935年刊行的梅原末治《欧米搜储支那古铜精华》一书中。之后，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1940）、陈梦家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1962）等等，许多论着收录了令方彝器影与铭文拓本，使其作为西周研究中的重要青铜器为海内外学者广泛知晓。
拓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57)
释文：《商周青铜器铭文选》(1988)
与此同时，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罗振玉、唐兰、马叙伦、郭沫若、陈梦家等众多古文字研究者就令方彝的铭文进行了释读，使得本器铭文的研究急速发展。根据这一时期的释读成果，该器的铭文释读已经没有了大的争议。本文将引用具有代表性的20世纪80年代末马承源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所载释文（图一），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讨论。
与该器铭文相关，为诸家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1）
铭文记录了“周公”及其子“明保”参与周王朝政务之事，此处的周公是作为西周重要王族出现于《史记》《竹书纪年》《论语》等古文献的周公旦，还是另有其人？
“王”是指周王，还是如《左传》那样指王城。
（二）“成周”“王城”的论争与令方彝
如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围绕令方彝的讨论非常多，原因之一便是本器铭文为自汉代开始持续了两千余年的有关“成周”“王城”的争论提供了新的材料。众所周知，《尚书》《史记》记载了成王于现在的洛阳筑“成周”，另一方面，《左传》中有关“子朝之乱”的记载中，也存在将位于洛阳所在的都城称为“王城”的情况：
昭公22年 ：“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昭公26年 ：“冬十月，天子入于成周。”
依照以上记载，似乎可以理解为周代的洛阳同时拥有“成周”与“王城”两个城郭。对于该问题的论争，笔者近年已在他文中对其研究史进行了整理，现将当时所作之图转载于此（图二）。1934年，唐兰先生在令方彝出土后不久便发表了《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文考释》一文，认为本器铭文中的“王”是《左传》《汉书》中所言的“王城”，并认为这是“成周”“王城”并存的证据（图三）。该说至今仍有很大影响，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几乎完全采用了唐氏之说，白川静也详细介绍了唐说。之后，对于唐氏之说，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但近年王辉又承袭唐说对令方彝铭文进行了释读，故而对于该问题的争论仍未结束。
唐氏与陈氏展开的讨论，在以往西周金文研究中的铜器断代及地名、官名讨论之基础上更近一步，涉及到了都城具体的内部构造，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自然需要客观评价。然而另一方面，在西周其他金文之中，为何未见表示洛阳“王城”的“王”？基于此点，笔者认为关于“王”的问题仍然需要慎重考虑。
本部分作为整理相关问题的开端，拟从型式学特征与铭文内容两方面入手，以确定令方彝的年代。
关于商代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日本的林巳奈夫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从型式学、纹样、金文三个方面进行了综合的研究，并刊行了《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覧一》（以下简称《综览一》）与《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様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覧二》（以下简称综览二）。以下拟以《综览一》《综览二》为参照以考虑令方彝的年代。
通过令方彝的器影，可以看出其有如下特征：头部，器盖与器体的纹样均非常精致，保存状态良好，腹部“羊角饕餮纹”的特征清晰可见；第二，一方面是鼓腹（腹部外张的形状），另一方面却有直线的侧视型。
关于头部点，令方彝的羊角饕餮纹具有躯干部分与角的部分有许多突起的特征（图四右侧）。根据《综览二》，殷墟二期至四期的羊角饕餮纹无此特征，该特征蕞早出现于西周时期（图五）。关于第二点，《综览一》将殷代至西周时期的方彝分为直腹（腹部形状直立）的Ⅰ类与鼓腹的Ⅱ类。Ⅰ类从殷墟期开始至西周中期一直存在并稳定发展，与此相对的，Ⅱ类在殷墟3、4期消失，并在西周早期再次出现（图六）。Ⅱ类方彝在殷墟二期的侧视形均为曲线，令方彝则无此特征，而与西周中期所见更为相近。
根据以上考察，可以稍稍确定令方彝的年代在西周早期，即武王至昭王时期。另外，其器型与西周中期极为接近，在型式学上几乎没有差异。因此，将该器的年代断为西周早期后半应该较为妥当。
如上所述，关于令方彝的铭文，古文字学家已多有论述，并为该器断代。在这之中，笔者比较关注的是民国时期唐兰先生以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中的观点。首先对唐兰先生的观点进行概述。唐兰先生在前文已经提及的《作册令尊与作册令彝》一文中，就铭文中的“乙酉，用牲于康宫”做出了如下论断：康者，康王之宫也。康王为始祖，故昭王曰昭，其庙曰康邵庙（见颂颂鼎等。《山海经》注引《纪年》曰：穆王十七年，西王母来见，宾于昭宫）。穆王曰穆，其庙曰康穆庙（见克簋，盘等）。是其证也。共王更为昭，则懿王为穆。孝王更为昭，则夷王为穆……此铭当昭王时，则所祭仅康王可知。该说在之后因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宫、庙习惯而受到陈梦家与白川静二氏的反对。不过，从今日来看，这种反对并无太大的说服力。无论昭穆制的讨论如何，“康宫”是在康王逝世以后创建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并没有彻底否定的必要。另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之中，对于该器铭中的“明保”有如下论述：对明保历来有许多说法……由于令簋有伐楚伯事，而据墙盘铭周室伐楚在昭王时，与史籍所相合，故本器主令与令簋之令为同一人，是以不得早于昭王。按，这一见解非常重要。《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此处所举的“令簋”即“作册夨令簋”，与令方彝相同，其也是1929年自马坡村被盗掘之器，二者出土于同一座墓葬或同族之墓的可能性很高。因此，二者铭文所载的“令”为同一个人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下文会论及，作册夨令簋的年代很可能晚至西周中期，所以同一人物出现的令方彝年代便很难被追溯至西周早期前段。综合考虑以上信息，《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的见解应当是妥当的。综上所述，通过型式学的特征与铭文的考察，令方彝当为西周早期末昭王时期之器。四、西周时期成周城的发展与马坡村铜器群
本部分拟在令方彝本身之上将视野稍微扩大，考察与之相关的其他信息。首先，出土了令方彝的马坡村在整个成周城之中处于何种位置？其次，考虑马坡村出土的其他器物的年代。
关于成周城的范围，正如前文所言，自汉代以来，两千余年论争不断。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海内外的专家利用20世纪初以来出土的考古资料，开始全面讨论成周城的具体范围，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笔者收集整理了洛阳过去九十余年出土的西周遗址信息，同时梳理了各位专家的观点，得出以下结论。
洛阳附近的西周时期遗址群，分布在东西约20千米，南北约8千米的范围之内，并分为三个互相之间距离在5至7千米的小群，他们构成了“成周遗址群”（图七）。
西周早期前后的成周遗址群，分布于涧河与瀍河周围（图八）。小群A与小群B构成的东西约十千米的空间范围，便是古文献记载的西周前中期的“成周”。不过，宫城区（内城区）所在地不明。
西周晚期在洛阳东侧出现了小群C。这意味着成周向东侧扩大，并将汉代河南县城至洛阳城的范围全部包含进了成周。民国时期童书业先生的观点非常妥当，详见后文。若笔者以上的见解可以成立，则在令方彝的时代，即西周早期，马坡村的位置在成周城的东侧。另外，按照杨宽先生与许宏先生的主张，战国以前中国都城的郭区（外城区）并无人工墙壁，而是利用自然地形以为防御措施。那么，西周早期成周城的郭区或许是以瀍河作为防御设施的。如此，则西周早期的马坡村便不在成周城内，而是位于城外。
以下，基于古地图以及笔者的现场勘察，对马坡村周边的地形特征进行考察。
20世纪80年代末在东京出版的《
》之中，收录了1945年之前日本陆军所作中国各地的地形图。本文所使用的地图便是《中国大陆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图集成》中收录的洛阳周边地形图。根据地图提供的信息，马坡村一带从洛阳市的街道来看，位于标高差三十米的较高位置。而且，马坡村的西侧与东侧均有纵断邙山的南北向道路，他们是通向黄河岸边孟津的交通道路。另外，马坡村一带的地形起伏很小，可以想象，由马坡村一路骑马顺行至山麓的洛阳是可能的。也就是说，马坡村是为了确保邙山东部一带的交通道路而放置军队的理想场所。
通过清代《河南府志》（乾隆44年刊）中的地图（图九），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马坡村附近是由洛阳北至孟津，东至偃师的交通线中的要地，这与以上笔者的推论相符。从该点出发，可以推测，令方彝之中的“令”一族或许是担当着成周城东侧防御任务的家族集团。
《中国古地图辑录·河南省辑》（2006）
如上所述，在西周早期到中期，马坡村一带或许处于防卫成周城的重要位置。那么，在此出土的铜器群年代如何呢？
本文第二部分已经提及，通过“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可检索到24件相传1929年出土于马坡村的青铜器。在《综览一》中，他们几乎均被断代为与令方彝相同的西周早期器（原文：西周Ⅰ）。其中只有一件器，即作册夨令簋（图十）被《综览一》断为西周中期器（原文：西周Ⅱ）。个人认为，除了作册夨令簋之外，并未见到可以暗示马坡村铜器群可以晚至西周中期的信息。虽然信息极为有限，但我们或可推论，西周中期马坡村的西周遗址消失了，或者是规模急剧缩小了。
马坡村以西，与其相隔着瀍河的北窑村遗址同样以出土了大量西周早期的青铜器而闻名，但根据该遗址的正式发掘调查可知，其同样在西周中期规模急剧缩小。另外，洛阳旧市街道一带过去发现的西周时期车马坑、铸铜遗址、制陶工房遗址也几乎于西周中期消失。考虑到瀍河下游一带的这些情况，上文当中笔者的推论应该说是妥当的。
五、中国各地西周长铭铜器诸特征
本部分想就令方彝一样的西周长铭铜器的时代、分布进行考察，并考虑令方彝出现的历史背景。
西周时代的青铜器数量在数千件以上，其中有铭文的器，特别是有描写了比较复杂之事的30字以上铭文之器，他们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出土地比较明确的长铭之器，数量就更少了。比如，《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中收录了510件西周时期的有铭青铜器，其中字数在30字以上且有出土地信息的还不足200件。
在此，笔者拟以这些30字以上的长铭铜器为对象，首先以《综览一》的断代为依据将他们进行西周早期、中晚期的分期，之后在地图上分别标出他们的出土位置（图十一）。根据此地图，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信息。首先，西周早期阶段，成周城集中出土了不少长铭铜器，同时河北、山东、江苏、湖北各地的广大范围内也有出土长铭铜器。加上浙江在清代出土的29字铭文的麦鼎，这一范围的南限可以推至离洛阳直线公里。若是假定以成周城为中心对这些青铜器进行分配，或者是铸造工房的工人在各地巡回铸造，则其范围蕞远至浙江南部，直线距离在一千公里（实际路程在2000公里以上）。然而，西周中期之时，这一范围内较远地区的长铭铜器消失，且成周城出土的长铭铜器数量也有所减少。与此相对的是，大周原地区出土的长铭铜器开始增多。至西周晚期，仅仅以大周原为中心的关中盆地就出土了100件以上的长铭铜器。
由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测。早期的西周王朝，存在着以成周城为中心的长铭铜器铸造、下赐的仪礼制度，以在政治上与东方许多地域建立文化、政治上的联结。然而不知为何，这一仪礼制度在西周中期急速消亡。同时，从西周中期到西周晚期，形成了以大周原为中心的新的仪礼制度。
六、小结——西周时期成周长铭铜器制造、消费的背景
根据上文的考察，本文的结论主要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令方彝出土的马坡村不在成周城中心位置，而在西周早期成周城东北的外侧。该地是南北穿越邙山抵达黄河南岸道路的起点，也是经由偃师通向东方交通道路的枢纽。其当是确保成周城交通道路通畅的重要地点。另外，马坡村以西的北窑村遗址年代与马坡村几乎相同，故而从瀍河西岸至马坡村一带或是成周城都城圈中的重要空间；
蕞后，依照以上三点结论，笔者拟基于自己的理解对令方彝铭文进行再整理（图十二）。就笔者的解释进行若干补足说明，以作为本文的结尾。
隹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令：“舍三事令，眔卿士僚，眔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如本文第四部分所述，民国时期童书业的解释是妥当的，“成周”并非与“王城”并存的城郭，而是包含内城在内，洛阳一带种种设施与集落的总称。依照童说来理解本段铭文的话，明保在到达成周城之后，并未直接进入内城，而是先在郭区（外城区）停留。或许郭区存在鲁国的宫邸。明保在此处理政务，并向成周及周边地区的百官下达了令。
正如本文反复提到的那样，出土令方彝的马坡村一带是由北或东进入成周城时必定会经过的交通要地。另外，西周早期成周城主要的铜器铸造工房、贵族墓地等均多分布于由瀍河西岸至泰山庙遗址一带，故而可以认为当时成周城郭区的东界或在瀍河一带。将上述情报与令方彝的记述综合考虑，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假说。即，在西周早期至中期，瀍河下游一带区域是官僚、诸侯处理事务与进行祭祀的事务所林立的“官厅街”，以及贵族宫邸林立的“大使馆街”。正因为如此，该地存在大量的铸造工房、车马坑等。在西周早期，王朝的大多数长铭铜器分布于以成周城为中心，半径1000公里以内的全中国范围内，故而可以推测，正如令方彝铭文中描述的明保那样，各地的周朝贵族、异族首长会定期于成周城出仕，参与王朝的政务、祭祀。
《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酒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关于《禹贡》，笔者基于加藤常贤先生的解释整理并制作了概念图（图十三），请读者参考。
参照童书业《春秋王都辨疑》(1937)
参照《新释汉文大系25书经》( 1983) ,笔者整理作图。
当然，从东周至汉代逐渐形成现在所见版本的《尚书》中的记述，与西周早期金文所显示的官制不可能完全一致。不过，令方彝铭文当中出现了“眔诸侯，侯甸、男”的记述。这与《书经》中记载的远地服于周朝之“甸”“诸侯”“男”或许有所关联。令方彝铭文很有可能便记录了向在如此远地居住的族集团下达命令的情况，可以为上述假说之旁证。
西周中期开始，成周城瀍河两岸的遗址群急速减少，马坡村遗址更是几乎消亡。与此现象同时，长铭铜器逐渐在成周城消失，并至晚期完全消亡。从全国范围内来看，除了山东一部分地区外，长铭铜器几乎于其余中华地区消失，而只集中于大周原这一区域。
西周晚期，成周城郭区向东扩张，直至韩旗屯古城。但是这一时期，成周城再未见到像西周早期那样铜器铸造工房、贵族墓葬、车马坑密集出现的现象。而且，像令方彝铭文这样详细记述在成周城处理政务、举行祭祀的金文，在此之后也再未出现。
《史记》《古本竹书纪年》等古文献，记录了昭王以降西周王朝威势逐渐衰弱，并招致诸侯与周边异族的离反，蕞终灭亡的过程。以令方彝为代表的马坡村铜器群诸特征，或许反映了西周早期至中期，以成周城为中心所构筑的王朝对东方及全国之统治机构发展并衰落的过程。
以上内容，是笔者尽可能客观进行地论述，但难免会有所推论。乞请诸位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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